用生命去见证与创造（《女工传记》前言）
文｜吕途
我们都会走过从生到死的过程，没有人永生，这是人与人之间最公平的地方。人的一生如何度过，小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由父母和社会决定，而长大成人以后的人生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是每个人主体选择的结果。通过讲述一个个人生故事，也许可以从中认识到人的生命力，进而认识到，过一个主动的人生是可能的，获得解放也是可能的。我所说的解放不是说无牵无挂，而是不为物质所累，不为功名利禄所累，不为他人的闲言碎语所累，不为别人而活，不为社会舆论和压力而活，而是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和人生过程而活。
我所说的生命力指的是什么？最初对生命力的思考来自苏浩民的故事。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中，我详细书写了苏浩民的生命故事。当我第一次访谈了他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浩民是一位普通的青年人，生长于多灾多难的家庭，亲人没有给予他太多积极的言传身教，反而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他就如同丛林中的一棵小树，本能地追求阳光和温暖，本能地去反对错误和邪恶的东西。我当时就想，正是这样的风吹雨打都无法改变的“做正常的人”和“做好人”的追求，使得一棵小树向上生长，这就是我说的生命力。在苏浩民故事的启发下，我希望了解更多人的故事，想看看更多人的生命力是如何伸展的。
这种生命力的本质也许是继承而来，但是必须通过生命过程才能激发出来，这个生命过程对于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这就是活着/体验的重要性。技术可以传承，生命体验却无法传授，只能通过自己一天天活着去体验、去获得。这也是生命故事分享与技术知识传播的本质区别所在，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写作生命故事的原因。在生命历程中遇到的任何一次有良知的真善之举都是对生命力的一种滋养。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很少有书里会记述女工的故事，个别书里有记述，也只是片段，没有完整的生命故事；如果想了解六十年前出生的，或者一百年前出生的一个普通女性的故事几乎不可能；我们可以找到名人传记，但是不会找到普通人传记。那么，了解一百年前或者六十年前出生的女工的一生经历了什么，对她和她那个时代有没有意义？对今天有没有意义？我认为很有意义，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是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希望记述今天的女工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本书定名为《女工传记》。
有一次，我和一对过着较优越生活的老夫妻提及打工者的事情，我用了“工人”这个词，老先生顺着我的话也用了“工人”这个词，他的妻子立刻很反感，说：“什么工人？！就是农民工！”我什么也没有说，不想引发不愉快，但是我的内心很痛，我感受到她对工友的歧视和不屑，而且我知道，像她这样的人很多很多。我想，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改变，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改变。但是，一定会有一些人在了解了这些“工人”以后会发生思想和看法上的改变。有一颗温暖的心的人，会了解那些工友其实在很多方面和所有人一样，不仅经历着喜怒哀乐，甚至经历了更多的困难，而且为社会做着不可或缺的贡献，同时，她们顽强地活着并且焕发着积极的生命力。我相信，一些人不仅会改变某些成见，也许还会对她们生出尊敬和爱意。无论这是不是我一厢情愿，这是我的期望。
我知道，我写的故事离真正的女工传记还有很大的距离，我起这个书名的目的是：为女工立传。我写的不是一个女工的传记，是多位不同年龄的女工的传记，这延伸出了两个历史，一个是时代变迁的历史，一个是个人的生命历程。一个时代和时代的变迁会影响处于那个历史时期中的每一个人，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也必然折射那个时代的某个侧面。通过女工们的故事，希望可以勾勒个体和群体，以及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蕴含着能量，但是当一个人没有方向的时候，再有能量也没有力量，反而有深深的无力感。
最为重要的是，我写的是“女工传记”，不是“工人传记”。我始终记得这样的论述：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是这个社会妇女解放的程度，妇女所受的压迫是所有压迫中最为深重的。一个女人所受的苦往往是男人无法体会和想象的。一个男人反过来会说同样的话，但是，这个我不能代言。写女性是我一直以来的夙愿，原因之一是，我自己身为女性，有直接的女性体验；原因之二是，我硕士学位的专业是“妇女与发展”，专业学习的时候肤浅地接触了一些概念和理论，而后来，当自己经历痛苦，也看到其他女性遭受苦难，才开始理解那些概念和理论。写这样一本书，希望不愧对我身为女性，希望不愧对妈妈养育我长大，希望不愧对这个专业，更希望不愧对的是愿意接受我访谈并给予我信任的女工们；原因之三是，“女人”和“工人”在“女工”之中合二为一，这两者是有机的整体，正如同一个人的生命故事无法分割。
我先后访谈了近一百名女工，书中和读者见面的是三十四个故事。访谈对象的选择是随着研究的进展而逐步确定和调整的。记得一次和学者好友聊天，说起我的写作过程，我说，有点儿像我们古人说的“道”，最初是混沌的，但是其中已经孕育了我全部的想法，随着事物的进展，慢慢生出具体的物象来。
我的写作目的是双重的：一个层面希望原生态地展现女工的生命故事；另一个层面，希望可以从那些用行动改变命运的女工中看到希望和可能性。我所写的女性中没有典型的英雄式的和领袖式的人物，这是我在研究之初就确定了的。如果一个社会有希望，并不是因为凭空出现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而是无数普通人汇聚成进步的力量推动社会前行。如果普通人中间看不到生命力和力量，那么社会就没有希望。
2016年10月，工人大学第14期毕业典礼上，
吕途和女学员们合影
1951年出生的三婶：曾经的主人翁
△1951年出生的三婶，摄于1973年
为什么会写她？在我还没有写《中国新工人》第一本书的时候就跟她非常熟了，因为她带着我的两个女儿长大，我们一起生活了八年。她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不是因为我去访谈才了解她，她在平时就经常跟我说，她们年轻的时候当工人是个什么状态，她们总是说说笑笑，（为加快生产）献工献时。我就想到，人们都说企业只要是集体所有制的、或是国有的，大家就都没有劳动积极性了，不是那样吗？她说，不是啊，我家离工厂近，当我们工作任务多、要赶工的时候，我的姐妹们就会住在我们家，为了一大早能起来翻墙进工厂的门，把工厂的任务赶出来。我说，原来是这样啊！但是，后来当然发生了变化，造成变化的原因很多，但有确实有那么一个时期、那样一个时代，工人曾经是那样一种状态。
1968年出生的阿慧：人生的一场场苦恋
△广州番禺旧水坑，1968年出生的阿慧在这里打工
五年以前（2010年12月），我第一次去广州的旧水坑，那是一个工业区，当时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多万名打工者，主要是女工。我们当时想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建一个为女工提供服务的活动中心。中午吃饭的时候，大食堂里拥挤不堪，工友们穿着各色的工服，匆匆用餐。餐厅的墙上贴着巨幅广告，一面墙上是：电脑和英语培训；另一面墙上是：无痛人流。
2014年6月的一个晚上，我去旧水坑的工友聚居区找阿慧。短短几年的时间，聚集在旧水坑的打工人数已经由十万多人降到不到五万人。工业区由无数个厂房组成，它运转的时候是没有人性的劳动力集中营，它破产的时候留下的是资本风暴席卷后的沙漠。看到阿慧远远走过来，我眼前一亮，应该是刚淋浴出来，长发清香湿润地披落下来，穿着弹性紧身的连衣裙，凸显出她丰满而壮实的身材。
书中收入的几个女工故事中有关于性的对话，访谈情感与性的动因源于阿慧的情感经历对我的震动。性与爱是永恒的主题，真情、伤害、无知、懵懂、欺骗、宽容，等等交织成最触目惊心的故事。
1976年出生的老赵：二十年
△1976年出生的老赵，活泼可爱
为什么是“二十年”？因为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在这家工厂工作了二十年了。我问：“这二十年有什么变化吗”？她想都没想就说：“什么变化都没有。”我就跟她一起回忆，我说：“肯定有变化啊，厂房、街道……”她说：“是，是，是，都有变化。”
回忆和老赵的交流，一个问题萦绕着我，老赵为何那么坚决地说，这二十年没有任何变化？我在想，也许发生了变化的地方跟老赵都没有什么关系：过去的二十年，社会在变化，经济在增长，财富在增加，但是这些与老赵她们没有关系；而很多东西的确没有变化，对于像老赵一样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来说，日复一日机械一般的动作，那是无聊、重复和没有变化的二十年，二十年的青春和血汗，也换不来在城市有尊严的地位和生活。更加悲哀的是，和老赵一样的女工从1994年甚至更早开始在厂里工作，工厂以前不给交社保，被逼无奈给女工补缴社保，却只从2002年补起，而且还要分三年补齐。榨取血汗的时候从来不嫌多，剥夺女工青春的时候毫不留情。
1988年出生的珠珠：奇女子在人间
△1988年出生的珠珠走在村旁的海边
在我过去的同事中有两个奇女子：一个是晓梦，另一个是珠珠。她们很不同，又有一些巧合的相似之处：都是广东潮汕人，都聪明好学却早早失学，都有极强的语言表达能力，都深受男尊女卑的伤害却自强不息，都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却不为任何定式所束缚，最重要的一点，她们狂笑起来都惊天动地。
珠珠是留守儿童，上到小学三年级辍学，2002年十四岁开始外出打工，四处游荡，在一个地方打工逗留的时间越来越短，她离开和选择的原因和工资没有关系，她要去寻找一种东西，虽然她并不知道她要找的是什么。2009年珠珠参加工人大学，然后在工友之家工作了四年，她说她终于找到了自己一直追寻的东西。带着收获、知识和技能，2014年珠珠返乡创办乡村图书室，最直接的希望就是，家乡的孩子们不要像自己小时候那样早早辍学。
△珠珠回乡创办乡村图书室，请老奶奶给孩子们讲过去的故事
《女工传记四则》见《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3期
选自《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1月版
△《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1月版